去年年底，中國人民銀行與澳門金融管理局正式簽署新的《中國人民銀行與澳門金融管理局人民幣／澳門元常備互換協議》。協議由原有的「定期續簽」升級為「常備」機制，規模亦由300億元人民幣擴至500億元，標誌著兩地金融協作邁向制度化、長效化。 今年1月2日，澳門金管局順勢推出優化債券回購業務及專項人民幣掉期工具，進一步完善流動性支持體系。這既是中央對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實質承托，亦為其「中國—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」的定位再次夯實基礎。

從20世紀初的銀號憑票、戰時印鈔，到回歸前建立貨幣發行局制度，到如今深度融入國家金融協作框架，澳門貨幣體系的演進，反映出其從「穩健自治」到「協作賦能」的時代變革。

建於1991年的澳门中银大厦。上世界90年代，中國銀行稱為澳門本地發鈔銀行。（徐小培提供，摘自「澳門記憶」文史網）

信用初立 戰火鑄幣

如今通行於澳門的法定紙幣，官方名稱為「澳門元」（Macau Pataca），市民日常慣稱其為「葡幣」或「澳門幣」。其實，「澳門元」雖俗稱「葡幣」，卻與歷史上葡萄牙的貨幣單位「士姑度」（Escudo）無關，其名稱實則源於19世紀末在遠東廣泛流通的墨西哥銀元「鷹洋」（Pataca Mexicana）。1905年澳門首次發行本地貨幣時，便沿用此記賬單位，定名為澳門元，其國際標準代碼MOP中的「P」即代表Pataca。

在本地貨幣發行前，澳門市場長期處於多元貨幣混用狀態：銀塊、外幣及銀號私發的「憑票」皆參與流通。這些加蓋「士膽貼足」戳記的紙單，雖缺乏統一規範，卻成為早期貿易的重要信用媒介。

首套官方澳門幣由大西洋銀行於1905年發行，每張均須經理親筆簽署，體現了發鈔的莊重與信用個人化特徵。然其初期發行有限，多與外幣並行，尚未取得主導地位。真正的轉折發生於1941年香港淪陷後，海外印鈔供應中斷，澳門陷入「錢荒」。1943年，在華人領袖何賢等人的推動下，政府委託本地「先進印務有限公司」印製戰時紙幣，即「先進版」紙幣（亦被民眾稱為「葡紙」，標誌著貨幣供應在危機下的在地化突破。

據學者麥健增博士記載，當時市民為兌換信用較穩的「 葡紙 」，在銀行門前「 排成行列作龍蛇狀，磨肩擦踵，廢餐鵠候 」。這一景象不僅反映戰時對可靠貨幣的迫切需求，亦彰顯民間對澳門幣認受性的提升。1944年，政府正式頒令禁用外幣流通，從法律與社會層面確立了澳門幣的主導地位，為其後數十年的制度發展奠定關鍵基礎。

貨幣定錨 制度轉軌

戰後，隨著國際金融秩序逐步重建，澳門的貨幣制度也迎來關鍵轉型。儘管1952年發行了首套金屬硬幣，民間經濟活動仍長期依賴港元流通。直至1980年代，澳門貨幣監管體系方步入現代化的關鍵階段：1980年成立的「澳門發行機構」（IEM），首次將貨幣發行權由商業銀行收歸具公共職能的專責機構；其後於1989年改組成立的「澳門貨幣暨匯兌監理署」（AMCM），更標誌著完整、獨立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正式確立。

此階段最具深遠影響的制度建樹，莫過於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全面確立。該制度以嚴格的外匯儲備支撐為核心原則，規定每一澳門元之發行，皆須以足額外匯（主要為港元）作為兌換保證。至1987年，相關儲備比例已達百分之百，從機制上根本杜絕了信用擴張可能帶來的貨幣風險。1995年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獲准加入發鈔體系，與大西洋銀行形成「雙行發鈔、比例各半」的穩定架構。此一「雙行發鈔」格局，結合百分之百外匯儲備的剛性約束，共同構成了澳門貨幣體系抵禦外部衝擊的「制度之錨」，不僅穩住了過渡期的金融秩序，更為回歸後融入國家金融協作體系，奠定了堅實而可信的制度根基。

體系深化 全面協作

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下，澳門經濟在回歸前夕一度達到低谷，本地生產總值出現-2.4%的負增長，經濟韌性降至低點。這一壓力測試，亦凸顯了澳門原有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脆弱性，也為回歸後的貨幣與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提供了現實的起點。

回歸後，澳門金融管理局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，承接並強化了貨幣監管重任。在聯繫匯率制度的基礎上，金管局通過發行金融票據、靈活調節流動性、與內地開展貨幣互換等操作，有效維持了澳門元幣值穩定。更重要的是，澳門貨幣體系從側重內部穩定的「自治」模式，積極轉型為「協作」模式，其核心標誌是逐步確立並深化了「中國—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」的戰略定位。

近年來，通過拓展人民幣清算、債券發行及簽署系列跨境金融協作協議，澳門強化了與內地的流動性支援網絡，吸引了更多葡語國家機構來澳投融資。貨幣制度從「穩健自治」到「協作賦能」的轉變，正是澳門在回歸後依託國家支持，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制度升級動力的關鍵體現。

（本文部分內容引自丁浩所著之《澳門貨幣》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澳門基金會，2019年）

西哥「鷹洋」曾是葡萄牙在遠東地區推行的貨幣之一，亦是澳門元的葡語名稱起源。（王健提供，摘自「澳門記憶」文史網）